7月21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发布。本人认真学习,梳理出15项关键细节。

1.“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决定》指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
2.“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
《决定》指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
相比较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更加聚焦。本轮改革除了要理顺定价机制之外,叠加了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合理疏导上游成本、缓解公共财政补贴负担等目标。这将对一般物价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

3.“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决定》指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从中期来看,地方债务化解和债务长效机制将约束地方低效投资;一些具有一定收益性的项目将会通过专项债等广义财政机制提供融资支持。在两者之外的部分基础建设,则不具备短期收益性,但具备长期正外部性。对于助力制造业和消费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有正外部性,将由政府长期投融资机制支持。比如,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4.“积极推进首发经济”。
《决定》指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
这是属于鼓励消费升级的政策举措。
5.“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决定》指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新兴产业投融资机制容易建立,而未来产业,如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因为技术尚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商业模式尚未形成,需要由政策引导持续性的投资培育。“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就意味着未来产业将存在一定制度性的政策红利。
6.“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发展体制机制”。
《决定》指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
7.“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决定》指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
新质生产力包括新兴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改造是一个现实的思路,今年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实际上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这一线索如能持续落地,中期有助于传统制造业部门保持一定的投资速度和产业空间。
8.“发展耐心资本”。2024年4月30日政治局会议首提“耐心资本”。
《决定》指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从《决定》来看,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一级市场投资资金被赋予“耐心资本”的角色,政府投资资金也将起到重要的牵引作用。
9.“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决定》指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支持长期资金入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则对接、标准统一。
这一点代表着当前阶段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思路。具体包括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强化退市制度、完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和完善分红激励约束等。

10.“制定金融法”。
《决定》指出,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这表示制定《金融法》势在必行。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11.“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
《决定》指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加强产业活动单位统计基础建设,优化总部和分支机构统计办法,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家大账本,通过它可以对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做到“心中有数”。相比于GDP等流量指标,作为存量指标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覆盖的范围更广。国家资产负债表将为评估国家债务风险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
12.“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
《决定》指出,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
战略性矿产资源关系到一国产业发展和战略安全。近年来部分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带来对于上游矿产的广泛需求,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统筹管理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机制的组成部分。
13.“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
《决定》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这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财政第一本账的非税收入,在第二本账(土地出让金等)规模缩小、弹性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激活国有资产资源存量、扩大第三本账弹性具有必然性。
14.“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
《决定》指出,优化土地管理,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探索国家集中垦造耕地定向用于特定项目和地区落实占补平衡机制。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开展各类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制定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延期和到期后续期政策。
土地要素的灵活化配置,将有助于全国的主题功能区战略。也就是产业优势地区可以获得进一步产业集聚的要素支持。
15.“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
《决定》指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这一点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政策正常化,打开今年下半年地方地产政策进一步松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