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12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国资央企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总体上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今年和过去五年的成绩，在政策基调上，继续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国有企业的责任，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国资委的部署也呼应了这些精神，特别是“有效培育壮大新动能新优势”、“靠前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实落地”、“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和“提升高质量商品和服务供给”、“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等。

一、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

会议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GDP增速实现预期。2025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实现了5.2%的实质性增长，按市场价格核算的名义GDP规模扩张至1015036亿元人民币（141682亿美元），继续排在美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名。

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快速响应内需市场的多样化需求。2023年网上零售额达15.5万亿元，移动支付、直播电商等新业态降低交易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多数工业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天然的消费潜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65%，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消费升级核心力量，推动从“温饱型”向“品质型”需求转变。

然而，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各国设置的经贸壁垒显著增多。在经济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思潮蔓延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正加速向本土化、区域化、集团化方向演进。大国科技竞争与遏制呈现全方位、长期化态势。

有效需求不足，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中国的消费率较低，中美对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美国比重是67%。从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大概是26%，美国是55%。中国和OECD国家对比，用购买力平价口径，家庭消费占比，中国是OECD国家的68.3%；最终消费占比，中国是OECD国家的74.6%；服务消费占比，中国是OECD国家的70.6%。

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红利减弱。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模式也面临根本性转折，70城新房价格环比连跌47个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达峰值并开始减少，同时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意味着过去支撑制造业扩张的、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已经改变。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国有企业需要强基础、补短板、防风险，做到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二、以增量投入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会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管理，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国有企业需要加强行业结构性、趋势性分析，按市场需求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靠前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实落地。一是通过产业链融通发展，国企能够稳定上下游无数中小企业的经营生态，间接保障了广泛的社会就业与收入稳定性。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参与和主导“以旧换新”等政策落地，将存量市场升级为增量市场。利用国企的资源优势，将潜在的消费升级需求，转化为实在的、可信赖的优质商品与服务。三是靠前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实落地。在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中，国企承担的建设将深度融合教育、医疗、社区商业等配套，让新市民不仅能安居，更能释放出全面的消费活力。“消费新基建”，包括智慧物流、全国统一的充电网络、5G物联网等，这些设施将直接打破消费的物理与信息壁垒。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国企的布局不仅培育新质生产力，更是在孵化未来的产业生态与全新的消费模式。

国有企业以增量投入支撑扩大内需，确保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产品保供稳价，确保生产经营稳、有效投资稳、基础供应稳，助力国家大局稳。在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粮食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必须确保基础产品与服务的安全稳定供给，并维持价格在合理区间，是国家经济安全与民生保障的战略底线。

三、以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培育壮大新动能新优势

会议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强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全链条推进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各环节。国有企业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有企业培育壮大为科技领军企业，并带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格局。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布局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

推动国有企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谋划未来产业，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国有企业从过去依赖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升级的内涵式增长。一是全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领域，担当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角色，解决“卡脖子”难题。二是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不是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是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提质增效，让传统基盘焕发新生。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发展数字经济。国有企业通过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国有企业引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相结合。

四、聚焦主责主业，抵制“内卷式”竞争

会议强调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层要求，中央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至战略高度。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企业发挥比较优势，遵循产业规律，走专业化、差异化、高端化发展路线，自觉抵制“内卷式”竞争，更多实现以价值创造为引领的内涵式发展。发展路径的关键在于走通专业化、差异化、高端化的价值攀升阶梯。“专业化”要求企业深耕产业链的特定环节，成为该环节的技术标准制定者或成本效率的全球标杆。“差异化”则强调基于独特技术、品牌、服务或商业模式，创造与众不同的客户价值，避免陷入单纯价格战的“红海”。而“高端化”是最终的指向，即推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结构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的研发设计、关键部件，与后端的品牌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持续延伸。

五、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会议要求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成效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活力，围绕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提升战略功能履行实效；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治理体系建设实效。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清晰界定并协同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决策优势和执行优势。国企改革更加强调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即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确保企业的决策与资源能够长期、稳定地向这些领域倾斜。治理实效要落脚于激发“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这要求治理体系建设必须与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深度融合。

强化对关键核心人才的正向激励，提升人才工作实效；关键核心人才指那些直接决定企业技术突破、产业安全与核心竞争力的科研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工匠以及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管理人才。激励与企业承担的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和前沿产业布局紧密挂钩。将人才的个人回报与项目里程碑、技术成果产业化效益直接关联。短期激励要及时，提高绩效薪酬的比重，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重奖，让激励“看得见、摸得着”。中长期激励要到位，推动股权激励、岗位分红、项目收益分红、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等中长期工具的应用，引导人才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将个人命运与企业未来深度绑定。对处于不同行业、承担不同功能（如侧重商业竞争或侧重国家战略）的国企，在工资总额、激励方式上给予更灵活的政策授权，允许科技型企业对核心人才实施更高强度的激励。对于从事前沿探索和基础研究的人才，在激励的同时要建立科学的“容错机制”，宽容因不确定性导致的失败，保护创新热情。

健全“一企一策”考核，优化分类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战略引领与价值创造导向。一是深化分类考核。针对不同行业，分类制定核心考核指标优化细则。以经营效益为主的企业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提高企业效益效率、价值创造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安全支撑功能的企业，重点考核功能作用，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增强基础关键领域支撑托底能力，强化公共服务领域有效供给，切实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以科技创新为主业的企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推进原创性引领性、紧迫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研发投入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提高成果产出和转化效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是推行战略任务与长周期考核。将企业战略规划分解的关键里程碑任务纳入考核体系，提高权重占比。对重大科研项目、产业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长周期事项，考核期延长，与任期考核紧密衔接。完善科技创新考核配套机制：明确规定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的比例上限，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考核权重下限。建立科技创新贡献专项评价机制，结果与工资总额单列、负责人薪酬、投资授权直接挂钩。三是明确国有企业价值创造导向。涵盖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EVA）、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以及品牌价值五个维度。其中，增加值反映企业对国民经济增量贡献，功能价值侧重政治效用与社会责任，EVA通过扣除资本成本评估真实盈利，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体现创新布局，品牌价值关注国际竞争力。

推进穿透式监管，提升国资监管实效。完善出资人监督约束机制，用好信息化、智能化等方式，在“三重一大”等重点领域探索推进穿透式监管，强化实时监测，增强监督刚性，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监管，探索实施穿透式监管，努力做到向下看清各级、一级管住一级，不断提升国资监督有效性。启动实施了国资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提升专项行动，全面提升了国资国企数据感知和应用能力、国有资产在线监管能力、风险识别防范能力、业务支撑驱动能力和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六、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

会议要求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以高水平的协同合作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找准切入点，提高区域对接合作质量；深度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战略中，国企的布局应着眼于整个区域的产业功能互补和整体效能提升。

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提高经营主体合作质量；国有企业特别是链长企业，需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放技术、资本、数据和市场等资源。通过共同研发、供应链协同、共享产能等方式，巩固和强化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

提高国际化经营合作质量，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将海外市场需求与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口（如新能源、数字经济）紧密结合，使对外合作成为拉动国内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国有企业成为能够创造共享价值、引领可持续发展、并具备卓越本地化运营能力的全球化企业。